《高三》是金马最佳纪录片导演周浩于2005年上映的一部纪录片作品。本片纪录了中国福建省一所普通中学一个高三毕业班的真实生活。高三的生活日复一日，简单而又沉重，痛苦却也快乐。本片获得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
想要持续拍摄公共场所生活的周浩，打算以高考为大背景把镜头深入一所中学里，他先考虑以名校湖北黄冈中学作为拍摄地，却遭到，后来《南方周末》的老同事方三文牵头联系了老家福建的武平一中，经过考察，周浩定下拍摄方案，从04年到05年，记录了武平一中高三某班高考冲刺一年的校园生活——班主任王锦春带领高考班进行最后的冲刺，孩子们辛苦晨读、听课。积极要去参加学校的学习；一个差生经常深夜翻墙跑去网吧，他玩网游也能赚钱；两个谈恋爱的学生远远走过，一个镜头摇过来，落在楼上正在看着他们的班主任王锦春脸上；开班会的时候，王锦春扯着嗓子领唱齐秦的《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高三》面极广，在凤凰台和中央台都播放过，片子还出过一本同名书《高三》，附赠一张碟，看过的人很多，由此也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反响。很多人看完《高三》认为是一部励志片，把它作为励志片来看。也有人觉得片子带有色彩，比如学生对课本上的死记硬背，“看起来很荒诞”。
但把《高三》说成是励志片或者说成是有性的东西，都不是周浩愿意看到的，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客观地记录，在采访中说的一段话最能代表他的观点：“当时给人看的时候，说是励志片，我很生气，我拍摄的不是励志片啊。到现在80%的人说这是一部励志片。可能这80%是以学生为主的。其实完全不奇怪，现在我可以说出五六种观感。日本人看了后，觉得天呐，我真幸福，我没生活在这个教育体系中；我在美国放的时候，有观众说请问哪里可以雇佣到这些中国人，他们觉得这是一帮特别好的雇工，听老板的话；欧洲人把它当成恐怖片来看；中国40多岁的人又有不一样的看法，有的孩子特别讨厌这个老师，但我觉得95%的家长都想把孩子送给这个老师带；还有一个美国人告诉我，这是一部影片，我问为什么，他说一场考试就能决定一群人未来的命运，这就是。”
从这个角度看，周浩已经达到了他所推崇的现实的暧昧性、丰富性，“所以说做纪录片让我觉得最值得玩味的是后面那些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这才是人类社会中最最真实的状态，如果每个人判断世界都此即彼，那我觉得太单一化了。”
2004年7月8日，武平县一中，王锦春老师正坐在长条课桌旁大声接电话。窗外，新一届的高三学生，排队等着注册，王老师这番话，使学生们瞪大了眼睛，听得一清二楚。
“林佳燕，1233元，”接完电话，王老师熟练地开收据，然后对排在前面的女生说，“下一位，钟淑梅。”
当天的日记里，林佳燕这样写道：7月8日，Tuesday，Rainning and ir，今天，我注册，我步入了高三，我向新班主任自报姓名，他还对我慈祥地笑了笑，希望他是个好老师。
班上一共78位同学，军训的休息时间，王老师跟同学们谈心，“要准备吃苦，多吃点苦是有好处的”。
几天后的班会上，王老师开始了第一次“战斗动员”，“我现在已经38岁了，我觉得体会最深的、最苦的，就是高三，我估计到我死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人生最苦的就是高三一年。”
“每届高三动员的时候，我都会跟学生说，你给我拿出半条命来，我不要你一条命，因为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学生是读书读得非常勤奋，然后就不行了。”
在高三的老师们，纷纷“动员”学生们投入战斗时，县领导也光临学校，召开“誓师酒会”，分育的副县长跟老师们一一碰杯，“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我代表县敬大家，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再创新高。”
这话听到李益树校长耳朵里，既像祝酒辞，也像军令状，“向县，我们高考一定要取得好成绩！”
武平一中是当地最好的高中，培养出全县80%以上的大学生，这座山窝里的小县城是老区，高考是山区孩子走出大山最体面的径，也是改变家庭命运的最好出。
战鼓好象已经隆隆擂响，同学们也开始最后一次的疯狂，“喝酒去”，在学校旁边的大排档，10多个男生点了几个菜，叫了啤酒，觥筹交错。
穿红T恤的王越，锃亮的光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要改头换面、重新、。”一边倒酒，王越一边这样调侃。
这天晚上，不少人都喝醉了，不过结账时，“一共240元”，倒是把他们都吓了一跳，搜了所有人的口袋，才凑了190元，再加上一元两元的零钱，一共201元。
“哪有这样结账的？还少39元呢！”女老板和学生们吵起来了。“快点，走，全部都走掉。”学生们就这样耍起了无赖……
几天后，学校召开了家长大会，在对高三的动员中，这也是重要的一环，“今年高考，大形势是4个人里面才能考一个，”王老师告诉家长们，“一定要把孩子明年的升学问题当作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来抓，没有什么比你孩子高考更重要的事。”
家长们听得频频点头，但他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则有些出人意料——“千万不要去闹离婚什么的，要夫唱妇随，你要离婚，等你孩子考出去以后再离。”
高三的紧张氛围，就这样越来越浓了，学生们开始像上紧发条一样转动起来，早上5点50分起床，一直到晚上9点50分，一个月只有一天假期，每周只有周日可以休息半天。
教室里，课桌上的书开始越堆越高了，林晓婷却开始做了，她梦到自己在酒吧里被一个长相模糊的人灌酒，后来被带到一片长满葱的田里，被，你算哪根葱啊？
她还梦到自己被手执刀枪的人追啊追，自己拼命地跑啊跑，前面有朋友，她就叫，等我啊，等我啊。只记得墙壁是白的，楼梯是白的，苍茫茫的一片，终于忍不住，蹲下来哭了，再后来就像屏幕失去信号，雪花一片。
“省里也不一下，它这种填报志愿的模式，它……根本就是不行，”王老师说，“考前填志愿，我觉得还是比较科学的。”
38岁的王锦春，已经做了13年的高三班主任，他中等个头，嗓门大，声音有些沙哑，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话时伴着丰富的手上动作，右腿连带右肩习惯性地抖动。
作为高三7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其实是勉强接手这个差班的，去年高考，他的班出乎意料的成绩不佳，“不甘心，所以再试一年。”
高三班主任，在武平一中被视为教学实力和地位的象征，王锦春是少有的十几年不下火线的实力派，至今仍保持着武平一中高考的许多记录：他的毕业班重点大学上线年，他的班上出了福建省文科榜眼学生，至今仍是学校的骄傲。
这当然需要巨大的付出：每天早上5时30分，王老师被闹钟吵醒，习惯性地看看头上挂着的高考倒计时—— “还剩52天”，匆匆梳洗，他就赶到了学生宿舍的铁门那里，在他目光的盯视下，学生们由走开始变成了小跑，一溜烟冲向教室。
7时30分，批改语文试卷——8时25分，上语文课——9时30分，课间操……一直到晚上11时30分，王老师才能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家，妻女都已入睡，小县城灯火阑珊。
这次接下高三7班，王锦春无疑希望再创奇迹，但只过了半学期，他就发现，只怕奇迹不能发生，还可能把十载英名——在学校摸底考试中，7班竟然排到了年级末尾，参照本科标准，上线人数足足比其他班少了十几个。
晚自习时，王锦春涨红着脸来到了教室，“我今天找了分管的副校长，找了校长，在我手上，这样成绩不见提高，反而跟其他班差距越拉越大，那就表明我，所以我要引咎辞职。”
“隔壁班两个女生，当着我的面说，7班一直很乱，”王锦春的目光扫视着学生，肩膀习惯性地一耸一耸，“让我脸面扫地，我都感到十分，难道你们？如果说，你们对我还有点恻隐，你们还对我有点留恋的话，我现在辞职又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要共同来克服这个困难。不要让人看不起，看扁了！”
说不清楚，这是王锦春的真实，还是他的之战，看到教室里的气氛颇为压抑，王锦春话锋一转，“那两个女生我还认识，你们明年要是考好了，我可能就要在她面前将一军，但这些东西要你们成全我，我才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
6时，教室里书声琅琅。每天的早自习，背的、背语文的、背历史的、背英文的，众多的声音糅合在一起，象一首宏大的交响乐。
捧着一大堆的试题，王锦春走进教室，从上俯瞰下去，每个学生的课桌上，都堆着高高的一摞试题和课本，如果把头埋下，就看不到人影了。
手头的试卷一天比一天多，每人的桌边都有一两枚钉子，挂满试卷，王锦春估算，整个学年365天，不下于400套卷子。
“你要进入高等学校，首先要入门，你高考成绩就上去。”校长李益树在家长大会上这样动员，“这几年外地一些不是一直在搞素质教育吗？搞一些活动呀，放松了学生的作业、呀这些方面。结果这几年，南京市考上重点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的人数逐年下降。家长很有意见，你这教育搞得太差了。”
“你没考到650，你就不能进、北大，这是没办法的。只要我们高考还是这个体制。”校长告诉大家，“后来搞得那个市没办法，教育部门没办法，考试，恢复考试。”
每次给高三开家长大会时，望着面含殷殷之色的家长，李校长总是深锁着眉头，这样分析严峻局势：“我们现在的学生呀，总认为自己太累，总自己认为我花的时间太多了，我们学校自习到9点50分就可以回去 ，现在很多学校呀，像上杭一中自习到10点20分，还有像长汀一中，前一次校长过来说，他们学生强烈要求自习到10点半……”
“起来、起来！太不像话了，半期考完后，你别在我班上读了。”让王老师怒火中烧的是钟生明，这天，他又溜到校外上网，通宵未眠。
“考试时你睡觉，早自习你不起来，，你不配当农民的儿子，别读了，读个鸟。”这是面对镜头，王老师第一次骂出粗话。
钟生明一声不吭，爬起来套上件背心向教室跑，盯着他的背影，王锦春气急，来回急步踱圈，末了恨恨地说，“很贱，这个人，怎么跟他说都没用，软的硬的都不行。”
那是在期中考之后，王锦春组织学生们就“班级团结”这一主题发言。瘦弱的钟生明站起来说，“龙生九子，个个不同，像我一样的差生可以做到不气馁或者不放弃，我送大家一句话，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王锦春和同学一样，被眼前这个“差生”了。同学们拼命鼓掌，半晌，王锦春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期待着这一天。”并用力地鼓起掌来。
王锦春为此伤透了脑筋，在走廊上，他，甚至以商量的口气，答应每周多给钟生明放假一次，别天天旷课，甚至不无哀求地说，“为我读书好不好？” 钟生明憋了半天，答应，“我试着做一下。”
钟生明一直低着头，咬紧腮帮，耳朵红红的，两眼直直地望着下方，眼里带着反叛和不满，死活也不肯说一句话。
“讲一两句表示一下，就还有那么点时间了。有什么不好说的？在老师面前。”钟生明的父亲也急了，催促着钟生明。
突然，钟生明站了起来，气冲冲地说：“我随便学校怎么处分，可以了吧？！”扔下这一句，冲出了办公室。
这个被老师们视为“无药可救”的学生，其实却又是一个聪慧、活泼的孩子。但他个性叛逆，不愿受拘束。
“我很渴望得到一种认同感，”他说，“如果我也能考高分，那老师肯定对我好，其实每天被老师找，每天要想着要躲着他，迟到一点还要看着他的脸、那个痛苦呀……”
认同感，他在自己喜爱的网络游戏中找到了，甚至还有自豪感——在网易的“大话西游”(一种网络游戏)里，他玩的号码已经很有知名度，游戏至今，钟生明的存折上已多了1万多元。
但他同样向往大学生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我们不是没有梦想。其实我也想，但是……”钟生明诡异而又无奈地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他将来应该有出息。”这是王锦春老师对这个学生的私下评价，“他其实是个镜子，对高考与人性的镜子。”
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莫晓兰的家境贫寒。在采访中，一位家长这样告诉记者，“我们在田里干活，很苦，想让他们往上爬，到里去工作，帮做好事。”
他只给王老师留了一封信，说自己要离开学校，去厦门复读，王锦春一看，急了，赶紧直奔火车站，在火车站周围四处寻找，一边找一边解释：“来找人的，找学生！”
在一家小饭店，他终于找到了埋头吃面的张兴旺，“现在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多少天就考试了，怎么也完这几天。”
教学楼前的草坪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绿了，同学们也不知什么时候脱下了厚厚的毛衣，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为祝福高考点歌。
“一个都不能少”，成了王锦春临近高考时最大的心愿，班上的学生林清因为早恋被家人发现，喝了整瓶的白酒，跑到学校的后山上去，吓得王锦春一身冷汗。
整个5月，已经很热了，教室的风扇整天在吱吱呀呀地转着，弥漫着一股风油精的气息，有时还夹杂着西洋参含片的味道。
高考前一天，王锦春这样给学生们鼓气：“一举成名天下知，天无绝人之，不管哪种情况，明天的太阳还会照样地升起，把高考当生必走的一步，既然要走，就没什么了。”
王老师无疑是一个善于进行心理按摩的人，他说，“成绩好的，送你一句话，志在必得，舍我其谁”，对自信心不足的，他说，“吉人自有天相”，而对中等成绩的人，他说，“豁出去了”。
高考当天，武平二中考场，王锦春最后一次召集大家，“西洋参含片，每人吃一片，多考10分。”年年此时，他自费买来西洋参，分给学生。
“愿我的将士们以百倍的信心，的勇气，坚定的意志，顽强的作风攻城拔寨，我期待我的部队的凯旋，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年年此时，他以这番，激励学生。
“同学们，大家好。我先来介绍一下，我姓‘王’，三横‘王’，名‘锦春’。根据学校的安排，我有幸担任你们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学科的教学任务。将陪你们走过一段，日后会证明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一段征程……”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