塌地的林蔚。林蔚系浙江黄岩人，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幕僚人物，在军界资历较深。军事委员会成立以来，他担任铨叙厅厅长，执掌部队的人事。林蔚办事精细，不辞劳苦，任侍从室主任后就搬进办公室住宿，心投入工作。抗战中，他和蒋介石一样不停地叫接长途电话，询问战况和下达命令。林蔚和陈诚最为莫逆，又是同乡，有事总是互通电线年抗战中，林蔚担任侍从室主任的时间最长。桂林行营成立以后，他曾担任过短时间的参谋长，李济深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时，他又担任副主任。不久又调回“中央”，随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1944年成立“青年军”时，他正担任侍从室主任兼军委会铨叙厅长。这一段时间，他每天要向各战区以及后方各省打电话调人，各战区长官也频繁打长途电话向他推荐人选。林蔚当时权倾一时，青年军的中上级军官均由他亲自审定安排。
陈诚担任军政部长时，即将林蔚调去担任军政部政务次长，抗战胜利后又改任参谋次长。陈诚任参谋总长期间，经常赴外地视察，的一切事务均交林蔚代管。
严谨干练的张治中。张治中是安徽巢县人，曾于中央军校任教育长多年，柳晋阳在军事教育上一直是蒋介石的得力助手之一。抗战初期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等职。1938年调任侍从室主任。张治中为人热情，平易近人，办事能力强，也很勤奋。他和各战区长官通长途电话时说话诙谐风趣，说吐文雅。张治中喜穿中装，夏天会客时，常穿一身绸褂裤，有人说他颇有古代儒将风度。他和同乡卫立煌很谈得来，两人在长途电话中拉拉杂杂一谈就是半个多小时。
1940年9月，张治中调任部部长。上任的第一天，刚踏进部长办公室就看见办公桌玻璃板下赫然有四个大字：“小心火烛。”这显然是反对张的人做的手脚。张治中曾因1938年“长沙大火事件”负有“指挥失误”责任而被撤去湖南省职务。然而大度的张治中对这一挑衅行为并未计较，只是豁达地一笑置之。张治中调任部长后，同打交道都是由他出面。抗战胜利后，他一直为国谈工作奔走，一时与邵力子齐名，一为“和平老人”，一为“和平将军”。
张治中治军和约束部下颇严。他有一随从副官王某，精明强干，很受张治中器重。但王经常酗酒。一天晚上，王某酒后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的随从陈某。次日，陈某向张治中哭诉，张至极，立即把王某叫来问他为什么打人？想辩解，张“你是否打过人？”并说不许讲原因，只问是否打过。王只得说打过。张治中二话不说，立即将其关了一星期。从此以后，王某再也不敢酗酒滋事。
侍从室除了主任和几个组长外，还有一个低于主任高于组长的侍卫长。侍从室主任主要是对外管理蒋介石交办的事务，侍从室内部所有事项都落在侍卫长身上，包括蒋出巡时交通工具的安排以及警卫事项，均由侍卫长统筹调度。
提及侍卫长，人们不免要想到身怀武功的保镖一类人，而这里的侍卫长却不论武功，只讲关系，侍卫长必是蒋介石的铁杆才能胜任。如前侍卫长王世和只是一名饱食终日的酒肉，没什么才干，却能窃居“侍卫长”高位，就是依仗他是蒋的。后来的侍卫长俞济时系黄埔一期生，是从某集团军总司令任上调来的。俞上任时即力保他的副手、副总司令王耀武接任总司令。王耀武的集团军在抗战期间一直驻在湘西芷江一带做为预备队使用。抗战一胜利，王耀武即来到山东，出人意料地登上的宝座，又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集军政于一身。无庸讳言，这完全是仰仗俞济时的关系。当时俞力保王耀武为，曾遇到很大阻力。论战功、论资历，王均不及“山东三李”（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但俞济时是须臾不离蒋介石左右的“大内总管”，王耀武能有这么一个后台，自然胜券在握。
俞济时的侍卫长职务一直干到抗战胜利后军委会撤销为止。军委会解散，俞又平调到国民军务局任局长。他每天白天在军务局办公，下午5至10时到“”办公，凡属军务方面的文件，都先由俞阅后呈蒋介石批示。那时，红极一时的俞济时门前每天显贵盈门，经常有络绎不绝的军政大员前来拜望，以图拉关系。
在淞沪会战中，蒋介石与前线高级指挥官通话最多的要数驻苏州的总预备队总司令顾祝同了。1937年11月5日前后的一个夜晚，为日寇在杭州湾登陆事，蒋与顾祝同通了20多次电话。他在电话中刚听到这一军情时非常焦急，反复询问当时日军军事部署情况。从二人多次通话中可以看出，蒋对几个月来全力应对正面作战，而疏忽了这个重要海口的布防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