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朝阳︱家庭伦理与神法：当孔子遇到安提戈涅古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斯于公元前442年创作的《安
古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斯于公元前442年创作的《安提戈涅》，可谓文化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该剧的女主角——安提戈涅是希腊某城邦的公主。她的一位兄长为了与另一位兄弟争夺而外人攻打母邦。在战斗中，两兄弟兵戎相见，双双阵亡。由于没了男性直系继承人，舅父克瑞翁意外地成为新的国王。新国王为了表彰城邦的英雄，为了惩罚城邦的，厚葬为国捐躯的王子而任何人为另一位者埋葬。按古希腊人的，这常严厉的惩罚，将会使死者的灵魂永远无法安息。
这样一个的决定，有谁会反对呢？但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就是它于无声处却有惊雷。克瑞翁的未来儿媳、外甥女安提戈涅公主听到命令后，非常。她决然地违反，公然埋葬了兄长的尸体。她的理由是，神法要求自己埋葬死去的兄长，这构成了神圣的义务，而神法的权威性高于国王的。这举措遭致了克瑞翁的惩罚，安提戈涅被处死，但克瑞翁的儿子和妻子也因悲愤而先后，只留下克瑞翁沉浸在痛苦中。
对这个悲剧故事，千百年来，文化人有无数种解读，其中黑格尔的分析对我们最有。在《法哲学原理》等名作中，黑格尔认为，克瑞翁和安提戈涅的冲突是最高的伦对立。这位大师犀利地发现：实质上，双方都有正当的理由。一方面，作为国王，克瑞翁有义务城邦的安全，必须惩罚。他的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另一方面，作为亲人，安提戈涅则有义务履行神圣化的家庭伦理责任。这种势均力敌的对立，才是悲剧的根源。通过黑格尔的分析，我们看到《安提戈涅》处理的矛盾正是国家法律与家庭伦理的冲突。
想必索福克斯没有读过《论语》。大约在他创作《安提戈涅》之前半个世纪，孔子也和人探讨过类似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证父攘羊”典故。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在这个语境中，“直”指的是什么。联系孔子的另一个故事。当有人问他是否“以德抱怨”时，孔子回答说：“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抱怨” （《论语·宪问》）。“直”，不德也不怨，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指恰如其分的举措，体现了。
这个理解，可以由古代对“报仇过直”的得到佐证。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当时太原一带的不良风气时，专门提到了当地人倾向于“报仇过直”。唐代颜师古注释说：“直亦当也。”按颜注，“报仇过直”就是指不正当的报仇。由此可反推出，“直”在原始语境中是当，而这背后暗含了。如同大儒朱熹对“直”的注解：“与其所怨者, 爱憎取舍, 一以至公而, 所谓直也。”
那么，孔子与叶公的这段简明对话，可算华夏文明史上，关于标准和来源的第一次重要讨论。细究起来，这两人可谓神交已久的老朋友了。叶公与孔子几乎同岁，是楚国重臣。据《史记》记载，叶公很有智慧，曾平定过楚国的内乱。他对孔子早有耳闻，曾专门向子打听夫子之为人，引得孔子说出了一句名言：“何不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论语·述而》）
这样两位阅历丰富的智者辩论时，想必曾有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可惜由于《论语》仅记录了双方基本观点，那些的火花和热烈的碰撞已经被时间所淹没。根据蛛丝马迹，我们仍然可大致还原一下历史现场：公元前490年的某日，来自鲁国的孔子（时年六十二岁），周游到楚国一个叫叶邑的地方（今河南叶县）。当地贵族叶公久仰孔子大名，主动找他讨论起了法哲学问题。双方以父亲偷了羊，儿子是否应该举证为论题，直指国法与家庭伦理的矛盾和冲突。
正方叶为不惜举证父亲以维系法律是正当的，是的。可见他以作为的来源。叶公不知道，他无意中暗合了古代雅典的传统。据苏格拉底的色诺芬回忆，当有智者与苏格拉底辩论何谓时，苏格拉底回答到：“我认为，不愿行不义的事就足以证明其为。不过如果你认为这还不够，那么，看看下面的回答是否会使你更满意些：我说守法就是。”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4.4.12）苏格拉底若穿越到春秋现场，他应该会赞同叶公的看法。
但孔子对此却深不以为然。在孔子看来，不来自国家的法律，因为法律之上存在着更高一层的规范力量，就是父子相隐所代表的家庭伦理，而这种伦理构成了（直）的来源。在这样的前提下，当法律与家庭伦理冲突时，后者应该具有优先地位。所以，家庭伦理来维系法律不是；相反，不惜忽视法律来维系家庭伦理才是。这样，孔子申明了自己以家庭伦理为的基本立场。这种立场在当时的华夏显然还并未成为主流价值，所以孔子还界定了自己观点的适用范围——“吾党”。这个“吾党”或许指孔子的家乡，但更可能是孔子乌托邦式的想象。
这个想象被后世继承并发扬光大。《孟子》就讨论了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舜是天子，而舜的父亲，舜该如何处置？一方面，作为天子，舜应该维系法律、诛杀罪人。另一方面，作为人子，舜有伦理义务去父亲。如何是好呢？在这对吊诡的矛盾中，孟子仍然父子纽带的优先性。他主张，舜可以忘掉天子之位，背负父亲逃遁到法律之外的海滨去度过余生。这个方案实质上还是在重申家庭伦理就是。
我们再回到孔子。看来，孔子和安提戈涅在家庭伦理与法律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一致。若孔子得知克瑞翁的，必然会对其猛烈；孔子必然会安提戈涅。但孔子会不会像安提戈涅一样去援引“神法”来支持自己？安提戈涅援引“神法”的辩解有两个潜在前提：一，存在一种超越的权威力量，需要依赖、服从这种力量的；二，法应该代表，所以恶法非法；同理，神法才是法。
但这两个前提恰恰是孔子所不认同的。 首先，孔子虽不否认之存在并且可能还，但他认为之事不需要依赖的指导；当樊迟问什么是智慧时，孔子回答说：“务民之义，敬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雍也》）其次，孔子不认为“法”代表。《论语·为政》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孔子轻法的态度一目了然：法在孔子眼中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只有功效，和与否无关。对和法的态度决定了孔子理解的（直）只能在之中、法律之外来寻找。
孔子给出的方案是家庭伦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由父子间的亲情纽带所产生的互爱、互助等家庭/义务是“不言自明”的。这种观回应了《诗经·魏风·硕鼠》中普通对的渴望：
希望在一个理想国中寻找到（直），而孔子告诉大家就在家中：不需依靠神灵，不需公共权威指导，而是内在于每个人的家庭纽带所蕴含的伦理中，是人人享有并且可以触摸的。这样，孔子视野中的“乐国”就是以家庭伦理来维系的“国家”。换言之，国与家同构就是乐土。
两千多年后，我们回头看到：安提戈涅之悲剧构成了自然法的萌芽，被推上了圣坛。这种诉诸一套超验的神圣规则来制衡法的弊端，而这种神圣规则被等同于。但比安提戈涅年长的孔子，则将希望、将寄托在家庭本身，寄托在亲的天然感情纽带上。当现代社会经历了祛魅之后，当所谓的神圣都被理解为虚构之后，或许孔子对的思考显得更加成熟、更加深邃些吧（例如，尽管后现代主义认为家庭是一种社会建构，并非天然的，但为何同性恋者还要结婚、组建家庭？可见感情纽带具有“天然性”）。毕竟，如果可以讴歌违法为者，儿子举证父亲偷羊，岂非更加不证自明呢？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