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25日，刘桂生刚从来到海南省东方任记者两个月。那是他的一个寻常工作日。
东方市人民医院，市局长李国和指着病床上一位伤者说：把他铐起来！上去将伤者铐在了铁床上；两名医生介绍病情。
们包围了一座土坯茅草房，几名打开屋后的三扇窗户，持枪作瞄准状；另一群人来到屋前，作搜索状。
几天后的8月1日和2日，刘桂生拍摄的画面在东方，并配上了由市秘书戴磊雄提供的文字稿。这则警方“追捕在逃犯”的新闻，声称击伤并抓获犯罪嫌疑人邢亚佳。东方市委机关报《今日东方》也刊登了此则新闻。报道还称，“邢亚佳对事实供认不讳”。
于是，刘桂生知道那名受伤的男子叫“邢亚佳”，然后就将这事淡忘了。直到6年后，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找到他调查，才得知那则新闻是假的。
包围的第一座草房的主人叫吉平汉，新宁坡村保安队队队长。当时他并不在家，惟事后听6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转述了当时的情景。
他被击伤并“”的时间，并非7月25日，那时他已经被铐在了医院的病床上。在头一天，即7月24日下午5时许，他被一名叫文瑞强的两枪击中，并被宣布为“在逃嫌犯”。
7月24日下午，根据大田所长章生贵的安排，该所副文瑞强与保安员符振山在大田乡零公里税务内蹲坑守候，执行追捕“99·8·22”故意案在逃人员的任务。当二人守候至5点多时，突然发现邢亚盖骑着一辆鹰牌100型摩托车从南边的公往开来。文瑞强大声喝道：“站住。”邢亚盖见势不妙，立即掉头开车就跑。文瑞强副见此情景，徒步追赶，并朝天鸣枪。而邢亚盖不仅不停车，而且开车加速逃窜。于是，文瑞强举枪瞄准摩托车轮胎连开2枪，分别其中邢左胯骨及右上，但邢仍驾驶摩托车逃回村内。
27岁的邢亚盖是新宁坡村农民，有时兼开摩托车载客，当时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说，当时逃跑是因为没有驾照，且想逃避岳父新购的摩托车需上的36元车船税。
后来在法庭上，邢亚盖之伤被文瑞强的律师胡振描述为并非故意所为。他说，被告要掏枪，开保险，上膛，瞄准，此时与被害人距离至少有三四十米，“且目标又在高速运动当中，纵然被告有心打中被害人都有心无力��现在居然两枪皆中，恐实在是歪打正着的结果。”
不过据邢亚盖的外家叔符光富等人说，事发两天前，文瑞强在协税时就曾枪击村民文进海，但未打中。而文进海后来向符光富否认了此事。
25日，他被通知到开会，市委副、长李国和与大田镇所长章生贵先后介绍说，头天下午大田副文瑞强，发现一名在逃嫌犯，在鸣枪无效后，将其击伤。后此人叫邢亚盖，是负案在逃人员。
“我当时疑惑，文瑞强距那人二三十米，怎么能一下认出那就是逃犯呢？除非他们很熟悉”，张守华向记者回忆说。
随后，张守华与李国和、章生贵、文瑞强等率一批先后来到医院，之后又在大田镇零公里处案发现场及新宁坡村两座草房，合演了那场追捕戏。“当时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直到后来看到电视新闻，才知道他们要拍‘追逃’行动”，张守华说，“但作为检察院的领导，我必须跟领导一起走在镜头前面。”
而他的下属，时任东方市检察院科科长的张少雄，则表现出了一些狡黠——据有人描述说，他察觉此案有疑，就远远地躲在了镜头之外。
在当天上午的会议上，张少雄就向提出，报给检察院的“99·8·22”案件的材料中,并没有邢亚盖的名字，在稍后发生的“99·10·7”案件材料中，也只有邢亚佳的名字。
张守华说，他当时向提出了几点疑问和：第一，到底是“阿盖”还是“阿佳”，应该(对的其他涉案人员)作讯问；第二，应该做辨认，即将嫌疑人与他人混排(至少7人)，交由其他涉案人员辨识。
随后到医院，张守华特地问伤者叫什么名字，对方答“邢亚盖”。“你打伤过人没有？”“我是老实人，没有打过人，你们可以调查。”
“对于我们提出的疑问，的人只是在会上说了句话：那再查一下。”张守华回忆说，“但此后就没了消息。”
张守华把自己的疑问向检察长王彦青作了汇报，后者指令法纪科科长林晓明率员调查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
据时任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科长的黄山向记者转述，报告内容大致包括，经向当地干部群众走访调查，邢亚盖没有参与“8·22”和“10·7”案件；向的涉案人员调查，也未见邢亚盖参与；经查报捕材料，也未发现邢亚盖涉案。
张守华说，7月26日的这份报告很明确，认为邢亚盖不是“8·22”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文瑞强伤人的行为，涉嫌致人重伤罪，机关依法查处。
这份报告给了东方市委。5天后，黄山以个人名义写出的《关于文瑞强击伤农民事件报告》也递到了委。
张守华说，法律检察院对机关有监督职能，但如何监督没有具体，因此监督权实际只是权，机关不执行也没有办法。
而8月2日，东方市向市委呈送一份报告称：“在掌握充分的基础上，认定邢亚盖就是“99·8·22”故意案负案在逃犯罪嫌疑人”，“文瑞强同志使用属正当行为，市局予以通报表扬”。
但在此前一天，邢亚盖在病床上“取保候审”，解除了手铐，不久后出院，由曾是赤脚医生的岳父用草药治疗一年多后方愈。而后，这位“取保候审”的嫌犯，却再无人问津。
随后5年，邢亚盖继续务农。检察官黄山，以及当地一位农场主黄渡明，义务承担起之责，但几无回音。
案发不久后，文瑞强调职到另一任普通，章生贵升任经侦大队大队长，李国和调任，任十二局某处处长。
直到2005年，委员长作出批示，此案方得逆转。2006年7月26日，负责侦办此案的海口市检察院新闻通报称，经调查，东方市对邢亚盖案的处理过程中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
此时，文瑞强已被以“故意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2006年7月7日，章生贵和东方市原纪委陈文吉被，同月19日李国和在被。
2006年6月1日，文瑞强站在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的被告席上。这位51岁的被这样描述：戴着一副老花镜，脚穿“拖拉板”鞋。
此时，文瑞强的弟弟文瑞立和妻子林明兰，最介意的是已把这名出身老干部家庭的“妖”为“乡里，”的。在他们的眼中，文瑞强由食品公司调入，一直“老实巴交”，胃、肝和关节都有毛病。且为警清贫，检察院来的时候查到存折上只有1600多元。
他们更愿意将文瑞强的行为定性为执行公务中的，这样其就将是“职权”而非“故意”，前者最高刑期不超过3年。文瑞强后来也说，“我也是想把工作做好”。
文瑞强的律师胡振说，假如一切可以重来，文瑞强伤人之后主动认错救治，则依照法律，他甚至连职权罪都够不上，而是依照警律接受处分并承担民事赔偿。
邢亚盖的岳父符光华说，在送邢亚盖到医院，经零公里税卡时，他曾停车：是谁开的枪？文瑞强闻声从屋里跑出来，说：是我开的枪，我错了！你们不要报案。所有医疗费由我负担。
按照符光华等人的说法，当晚，文瑞强在东方市一酒店设宴，并再三要求符光华等不要报案。席间文瑞强分开邢亚盖家属，本人与大田乡党委分管的副文能(文瑞立其为远房亲戚，同村人)，大田乡所长章生贵等人在包厢内用餐商议(文瑞立则否认有用餐商议一事)。
但次日上午9时，邢亚盖的外家叔，曾任乡武装部长的符光富，仍然携邢亚盖父母到东方市找到和纪委陈文吉，当面报案。
但随后，据海口市检察机关的通报，李国和对这一事件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不认真组织调查处理，一边安排纪委陈文吉对事件进行调查，同时带领章生贵等同记者到医院对邢亚盖实施刑事，接着又赶到大田乡拍摄逃犯的所谓现场画面。
通报还说，即使在检察院的调查报告经市委、市委领导批示要求查处后，仍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造成邢亚盖被一案拖延五年未处理。
但是，单用“极不负责”似乎难以解释李国和等人的作为。据邢亚盖的亲属称，那年7月30日，陈文吉到新宁坡村走访，并核查了户口簿和身份证。这应该能查明邢亚盖并非邢亚佳。
况且此案经检察机关、委及上级部门多次提出疑问并要求查处，不应一瞒数年。而黄山，这位当年以告倒原东方市委戚火贵而在当地知名的退休检察官说，(制造假案的事)不是文瑞强这样的一个基层能够控制得了。
他提到这样一个背景，2000年5月9日，东方市抱板符海明，为欠款，将抱板税务所一名农税专管员劫财。
7月7日对此案作了紧急通报，要求严格公务用枪管理，并对上述案发地机关队伍和管理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整顿，并倒查追究有关领导责任。但10余天后即发生了邢亚盖案。
当地界一些人士将两案联系起来，认为这才是东方市以移花接木之术载脏邢亚盖的背景。枪案迭发显然对形象和业绩影响不小。
他们提到的另一背景是，李国和是1998年由海南省调到东方任局长的，而在此案发生后不久即调至任处长。邢案发生之时，正是他的期。
刘桂生新闻从业十余年，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假新闻)是我作为记者的耻辱。我有一种的感觉。在这个事件中，如果说邢亚盖的被打了一枪，那么我就是在上挨了一枪。
6年以后，新任的东方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东方台长符巍，发现需要为当年的那则新闻善后——该台不仅被省委宣传部新闻失实，还将面临被邢亚盖以名誉权起诉。
但符巍说，当时我们很难质疑提供的消息。这则报道从头到尾都是被牵着走的，何况是市委副兼局长亲自带队，“我们不相信局长相信谁？”
他说，长期以来，像他们这样的地方新闻单位，部门很少允许记者采访，都是由其提供统一。“每一家新闻单位都这么做。”即使被允许采访的案件，“我也从来不向深问什么。”刘桂生说。
现在，符巍已经对编辑记者要求，以后凡是等部门提供的，必须由局长签字并盖公章才能；由这些部门提供的电视画面不能直接使用，必须由记者亲自到场采访拍摄。
“不管什么新闻，要用眼睛看，发现问题要问为什么。特别是碰到来自司的，不能片面地听，要听当事双方的说法。”星期二左眼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