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离婚》已经是女作家王海继《牵手》、《不嫁则已》之后第三部描述家庭情感的作品了，和前两部一样，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以后成功地获取了收视率和社会反响。在成都，《中国式离婚》的收视率仅3天就达到了10个百分点，远远高出该地区3个百分点的平均水平。在天津，和开始了对《中国式离婚》的大讨论。在，尽管收视率还没有统计出来，影视部的负责人说:“‘受欢迎’是肯定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出版社对《中国式离婚》小说原作的信心，这本与电视剧同步出现的小说第一版起印数就是10万册。
《中国式离婚》是影视频道以“收视率和价格挂钩”方式购进的重点剧目。影视部副主任孟宪华在采访中提到，2003年，她看完了《中国式离婚》的全部剧本后，就决定购买此剧。看好这部戏，一是这两年家庭伦理剧特别受欢迎，2003年的《结婚十年》、《恩情》;2004年的《妻子》、《空房子》等都排在同时期收视排行榜的前面。二是这部戏的制作班底对质量很有，王海编剧的同类题材电视剧《牵手》、《不嫁则已》都取得过优秀的市场回报;蒋雯丽、陈道明又是一对非常有吸引力的组合。孟宪华还提到，奥运会之后，迎来了收视低谷，这时候《中国式离婚》，也有希望能够用播放优秀电视剧的方式来提升收视率。
将家庭伦理剧作为提升收视率重要手段的并不只一家，《中国式离婚》的热播对很多地方的决策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影响:徐帆主演的家庭情感剧《有泪尽情流》马上被调整到了即将的名单上。这实在是一个家庭伦理剧的大年，在6月份闭幕的上海电视节上，家庭伦理剧的交易份额占17.04%，在几种类型中居第一位。8月份刚刚落幕的2004中国国际影视博览会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影视交易市场和交流平台，博览会上各大影视公司推出的新剧中，反映中年人情感问题的家庭伦理剧成为主要剧种。
家庭伦理剧在2004年的走红有多种原因，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涉案剧被请出黄金档和古装剧的泛滥给了家庭伦理剧争得市场份额上风提供了良好时机。孟宪华从她的市场经验总结出，和观活贴近，符合老百姓价值观念的电视剧往往能取得好的效应。“贴近生活”在《中国式离婚》的制片人朱质冰看来就是“入户率”:在晚间观看电视剧还是主流中国家庭的习惯，只有能够最大程度上家庭共同认同的电视剧，才可能是取得好的效果的电视剧。朱质冰坦承，《中国式离婚》是一部极具针对性的策划作品，之前他所制作的家庭问题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成功使他意识到了家庭剧的巨大潜力。《中国式离婚》将问题焦点放在“离婚”这一普遍的家庭问题上，并设计了三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婚姻观念的夫妻，完全是为照顾到各年龄层的家庭。而《中国式离婚》中所呈现出来的情感状态和人物命运，“即使不完全是主流的，也是有很大代表性的，很有中国特色的”。
与以往的家庭伦理剧不同，《中国式离婚》似乎更多地将婚姻中的归结到了女主角身上，在媒介宣传中，这也是一个屡屡被提出的看点。不同于《牵手》里令人同情怜爱的贤妻良母，蒋雯丽饰演的林小枫疲惫、邋遢、“望夫成龙”，还有着更年期式的神经质。相形之下，勤恳、上进、爱家的丈夫宋建平显得那么。尽管王海一再强调她是“各打50大板”，但是林小枫实在过于鲜明的形象还是成为大讨论中的热点，王海自己也在电视剧后面临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和，这些都指向一个中心:“林小枫是否能代表婚姻中的中国妇女？”
王海在采访中表示，作为一个作家，她的作品都力图做到生活状态的还原。林小枫的形象当然不能代表婚姻中的中国妇女、职业妇女的婚姻也会失败，家庭妇女的生活也会有声有色。但作为一个作品，她觉得她有必要选择她是个辞职的家庭妇女，这不是为了让她婚姻失败，而是写一种心态，因为社会的主流心态还是妇女将家庭的前途寄托在丈夫身上，还是妇女为家庭为丈夫，甚至忘我。她想用林小枫的形象给这些妇女一个提醒。
作为林小枫的对照，《中国式离婚》设置了另外一个女性人物:职业妇女肖莉。同样经历过婚姻破裂的她自信自强、热爱工作和生活，令林小枫的丈夫为之倾倒。王海同样了肖莉作为职业妇女在职场中表现出的不择手段，但更多的却是对她牢牢把握自己的赞赏。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不由令人想起了《牵手》为夏晓雪设置的出: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王海说，《牵手》后，其实是有人对夏晓雪的结局存疑的:“难道事情这么简单，妇女有了工作就变好了？”王海不是不明白这种“妇女出”的牵强，但是，她也只能说:“女性有了工作，会有更多的寄托。”
实际上，类似的有关影视作品中妇女形象和妇女地位的大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渴望》时万人空巷，刘慧芳隐忍、忘我、默默承担一切的形象回归了中国妇女形象传统，在成为中国男观众择偶的标准同时也激起了很多女性观众的不满，曾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刘慧芳，让妇联工作倒退了10年。”接下来的《人在纽约》，阿春的自强、聪明能干令“女强人”形象又一度了电视荧屏。刘慧芳和阿春确定了中国女性电视剧形象的两极，接下来的十几年间，女性形象一直在两者之间徘徊。可以说，即使是在2004年层出不穷的家庭伦理剧中，女性形象的原型也未能摆脱这两个极端。
女性形象左右摇摆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到底应该承担一种怎样的角色——我是谁，我到底要做什么。这其实是一个自英国工业以来困扰了世界无数代妇女的问题。无论是激进的在“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下穿起男装、抛弃的行为;还是保守的妇女回归家庭运动，都在试图给出一个答案。对新中国女性来说，同工同酬、教育权、生育自主权这样的外在早已在建国初期就得到了解决，但更深层的对自身性别和社会角色的认识却始终没超越“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层次。中国妇联将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作为新女性的标准，但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下，这个标准无疑有点空洞。王海认为，建国以来，中国妇女，尤其是城市妇女的负担其实是加重了的。一方面，自立自强的教育以及社会生产力的现实使她们大都要承担一份社会职业;另一方面，社会传统对她们妻子、母亲角色的要求没有丝毫削弱。从另一个角度，男性对女性的期待也有了双重性质:既希望她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好母亲，又希望她能够像职业妇女一样自立、有开阔的视野，任何一种期待的失落都可能引发对婚姻现状的不满足。至少，宋建平对林小枫就采取了这样的双重标准，他对林的不满，很大程度下正是源于林在失去社会职业身份后失去了相应的对男性逻辑的理解，而他对肖莉的“爱”，我和护士那些事说白了是对肖莉作为一个职业妇女所主动表现的对男性逻辑的理解和迎合的欣赏。女性主义学者戴锦华曾将这种状况生动地概括为花木兰式的二难处境:“既要对镜贴花黄做一个标准幸福的女人，又要在一种化妆下建功立业。”
但事实上，女性要避开这种处境相当困难，标准的缺失是一个现实。无论是“林道静”式的女性者形象，还是“”时期“铁姑娘”女性劳动者形象，抑或是新时期的刘慧芳、夏晓雪、林小枫，都不能指出一条避开困境的道。王海同样也不能，但她还是做了努力:她把林小枫设置成了一个宽容地对待丈夫出轨，并将第三者的孩子抚养的母亲。在《青年报》的一篇评论中，文化人陈彤指出，作者似乎在表示，女性要承认现实，对婚姻中的给出更多的宽容和隐忍。王海自己认为这个说法相当准确。但实际上，这又是一个概念性过强的榜样，林小枫和宋建平的主要矛盾根本不是所谓的“”或“出轨”，而是双方都无法面对对方的期待和现实的巨大差异，是一个在双重标准下茫然失措的女性和一个无解这种茫然失措而采用双重标准的男性之间的性别矛盾。而恰恰是在林母这个角色身上，电视剧刻意回避了这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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