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120家，仅比美国仅少6家。但的Reputation排行榜中，中国在前100位排名中仅有一家。中国企业是以性价比胜出，还是以文化征服？
东南大学樊和平教授和王珏教授主持了连续十年的“一千万理数据库”调查，报告显示企业家始终是排在“不受欢迎人群”中的第三位。为何十年始终没有变化？企业家为何难以被认同？而国企企业家要比私企企业家受欢迎度略高。是“为富且仁”的思想难以深入，还是实践依然有距离？
日前，由长江商学院和大学高研院联合举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暨第六届儒商论域特邀分会上，来自七个国家的四十位企业家和学者就“为何要建、如何建‘全球商业伦理’”展开了一场脑力激荡——人文主义为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人”的困境、“文化人”的迷茫和“生态人”的超越提供了一种可能。
1993年，著名的佳山三花学者、图宾根大学荣休教授孔汉思在联合国并发起《全球伦理宣言》的签署。25年后，参与此宣言出炉的北大人文讲席教授、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回忆，当时，宣言提出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点，无论来自怎样的背景都是有对话基础，通过对话，我们最终可以通向世界的和平。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姚新中教授还在英国高校教哲学，他读到了孔汉思发表在全球商业期刊上的文章《在全球化时代的全球伦理》。“孔汉思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说，如果我们没有全球伦理，就没有办法建立新的全球秩序。”
在儒商论域研讨会上，姚新中力赞这两位导师的前瞻性。在2001年，他在威尔士大学提名孔汉思为该校荣誉教授，在2008年，他在伦敦大学提名杜维明教授为该校荣誉教授。他认为《全球伦理宣言》的为今天的秩序重建奠定了规则基础。
虽然全球化始于，但25年后，在一些领域、知识领域和生态环保领域，都已不再起到主导作用了。思想界也在不断反思启蒙、主义政策和教对话。也正是全球化重建了世界秩序，同时带来一些的倾向，如：教运动趋于激进和，差距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拉大，人类唯一的家园地球面临着严重污染，人的贪欲并没有因为富足而得到满足……面对姚新中的这些例举，来自的欧洲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全球价值联盟基金会创始人及总裁克劳斯·M·莱辛格补充了一个骇人的数字：截止2018年8月1日，目前所适用的生态资源已经到达了地球承载力的1.7倍，光我们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地球已经无法在当年度消纳。
此情此境下，作为人类社会进步最为和中间力量的商业界，急切感受到建立全球商业伦理的迫切性。这也产生了本次儒商论域的主题——作为一种全球商业伦理的人文主义。
孔汉思在25年前提出的《全球伦理宣言》为全球化的重建秩序提供了规则基础。而全球商业伦理的建立则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杜维明先生提出的以为根源的人文主义思想可以为全球商业伦理的建立提供一个或许可行的解决方案。人文主义涵摄四个维度：己、群、地、天。相比于启蒙运动产生的近代人文主义，前者拓展了人文主义不关注的自然维度并重建被“祛魅”的天的维度。天人合一的敦促人去理解实现的深刻源泉，人是的伙伴，因此对天、对地都负有责任。同时，在论坛上，杜维明强调了工具的重要性。这是建立人文主义之必要，因为有了工具，才使得在区域对话中，有融入其他文化的能力，在理解其他的传统的同时来真正解放。杜维明尤其侧重细心的倾听，他认为文化中，圣（聖）人的重要角色就是倾听，来帮助其他人更好地理解自己。
姚新中认为人文主义是个复杂的概念，但同时有精妙的结构，它的枢纽是仁，追求的就是己、群、地、天之间的和谐。它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在人际、群际、国际、物际及不同的教和文化之间，起始于人，也结束人，但是提升了和的人。
▲2017年11月30日，安乐哲、姚新中（右）做客文汇讲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系列五讲之四《个人主义与儒学伦理学的互融与挑战》
在以的人文主义为全球商业伦理破题后，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以数字出场提出了“经济圈”的思考。
经济圈指深受思想影响或思想占主导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大概涵盖大中华区（中国、港、澳、台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2016年，经济圈的名义P总量接近19万亿美元，超越了美国和欧盟，是全球第一大经济圈，为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超过了30%，也是世界第一。项兵在《经济圈的再次崛起和东双向交流》的主讲中还提供了另一组耐人寻味的数字：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1960年代，是101个经济体，但到2008年，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经济圈中就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中国。
在项兵看来，经济圈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伦理贯彻得彻底，以日本为例，在经济崛起时，没有产生太多的富商，也没有太多的穷人，而是实现了全民中产阶级，社会也相对和谐，对东文化吸纳比较均衡。按照项兵的理论，一般将家族企业称为A类企业，私人企业称为C类企业，而建立了将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称为B类企业，日本是唯一一个能诞生一批优秀的B类企业的国家。而在经济圈里，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为主的转型中，韩国有三星企业，地区和新加坡也非常成功。
如何在企业界实现东的双向对话？项兵觉得四十年中，中国企业拥抱了改变世界的三大力量——新主义、新一轮全球化、信息化。中国也出现了BAT这样的优秀企业。项兵将美国的创新企业，如Google、Facebook、Uber、Tesla，称为“大风流创新”，当中国也能产生此类企业时，才能产生真正的双向交流。而做到这一点，除了科技与管理的对接，价值对接同样是挑战，甚至是最大的挑战。
对于中国企业和全球商业伦理的关系，与会嘉宾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姚新中认为，把所有责任放在企业家身上是不公平的，韩国仁川大学教授赵东成认为中国企业要避免“中国至上”的倾向，中国的哲学要思考和全球商业伦理融合。理工大学珠海学院首席学术顾问郭少棠认为，企业家也要“学以”，对全球商业伦理则要看到时空两个维度，要多探讨2050年前的变化。
全球商业伦理的培育该由怎样的人群去率先垂范？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周立谈到长江商学院成立第三年2005年时，就开始系统地开设了人文课程，在2014年时形成了包含哲学、文学、历史、美术、音乐在内的课程体系。周立从全球商学院建立的历史梳理了人文素养其实是商业伦理的应有之义。
世界上第一所商学院是1819年诞生在法国的巴黎高等商学院ESCP商学院。大家更为熟知的美国第一所商学院沃顿商学院在1881年建立。两所商学院成立的初衷都是追求商业与情操并重，与中国传统的义利兼顾不谋而合。1959年，卡耐基基金赞助了一个题目《美国商人的教育》报告提出，要用科学的范式来管理商学院，即逻辑主义方法，于是用学习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进行商学院教学的方式一直延续至2008年。这一年发生了金融危机。2011年卡耐基赞助的报告主题是“反思本科教育”，提出专业学校要以双螺旋方式（人文和管理），这是借助DNA的结构的形象化称法。同时，商学院也会请学生到人文学院去听课。
周立对同行的这段教育史的结论是，长江商学院确立了从哲学开始设计人文课程体系，其中含有哲学和中国的儒释道思想，以“学以”为人文教育的目标，并从己、群、地、天四个维度来展开，以此超越古今之辨。
商学院的苦心是否达到效果，当天来现场的有七位商学院校友企业家如、毛继鸿、刘洲鸿、王双强、刘志伟、田茂永、王建宝等和其他优秀企业家孔令涛、吴念博等，分别作了交流和分享。
中石化原董事长认为中国的经济用物理学来说是一个并联电，既要解决现实的发展问题，还要同时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寻找人类的下一个理想世界，我们需要站在人类的高点，用哲学的思维来我们人的思想的。
做了30年，如今在经营着中国商业文明中心及“秦朔朋友圈”的秦朔则依据多年报道和观察，将中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分为三个阶段。1.0阶段是利不害义，大白话说是挣钱不。第二阶段是义利并举，企业从社会价值角度去定义企业。企业要迈向商业文明阶段需要4个步骤：用正的方式获利，用创新的方式创造消费者剩余，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产生较大的正外部性，成为进步的阶梯来回馈社会。3.0阶段则是以利兴义，以企业家的方法，在社会价值和社会公共空间里，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亚当·斯密在《情操论》里写道：以他者为念甚于为己之谋，抑己之私而行仁于外，人类天性之完善以此构成。2018年的这场儒商论域也为中国企业家提出了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目标后的又一个责任——为建立全球商业伦理，我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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